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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评论的喧嚣到电影理论的争鸣，再到电影史学的建构，中国电影学术正在凸显其不可或缺的史学品质，但也正在面临无人喝彩的尴尬与渴望超越的焦虑。

其实，在100年的历史时段里，电影作为学术并非不言自明。相反，在主流学术界以及大多数电影研究者的心目中，“电影”很难与“学术”联系在一起。毕竟，在他们看来，电影是如此大众的艺术，电影圈又总是经久不息的是非之地。这样，主要建立在普泛化的文艺理论和感悟式的观片心得的基础之上的电影评论，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唯一存在的表达方式。

中国电影学术有愧于100年来中国电影的灿烂和辉煌；对于中国电影学者而言，重写中国电影史，不仅是教学的需要和献礼的雅好，而且是历史的呼唤和表达的冲动，还是卸的责任和必须的承担。

引言 电影学术的发展与重写中国电影史

第一章 ***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研究

第一节 ***报纸与《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二节 ***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

第三节 ***报纸与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

第二章 ***都市的戏曲演出与电影放映

第一节 从戏院到影院：新的娱乐方式在***都市的崛起

第二节 从票友到影迷：戏曲演出与电影放映的分庭抗礼

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盛衰沉浮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适

第三章 论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第一节 沧陷时期的上海电影

第二节 电影史里的沧陷时期上海电影

第三节 沧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第四章 沧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操作者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 卜万苍：对“中国人的国产电影”的强调

第二节 岳枫：对“本位工作”的苦衷的隐忍

第三节 朱石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式的嬉笑怒骂

第四节 马徐维邦：“藉鬼神以泄其愤”的恐怖片和爱情悲剧片创作

第五章 以光影追寻光明：沈浮早期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第一节 以光影追寻光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沈浮电影的话语选择

第二节 博大襟怀中的无限悲悯：中国电影的精神深度与文化胜境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沈浮早期电影的现实遭际与历史意义

第六章 伦理诉求与国族想象：朱石麟早期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第一节 伦理诉求：建立在道德情感基础上的家庭价值观

第二节 国族想象：寻求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宿的话语实践

第三节 父性沉沧与家庭完整的强烈反差：伦理电影的方化困境

第七章 新时期战争电影：观念嬗变及其深度探索

……

第八章 新时期伦理电影：走向文化批判与人性反思

第九章 电影批评立场的电影文化 批评

第十章 消费逻辑的建立与贺岁电影的进路

第十一章 电影旅游：产业融合的文化诉求

第十二章 类型化生存与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李道新，1966年9月出生于湖北石首。1988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博士毕业后，一鼓作气地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中国电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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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只会增强争战双方或隐或显的民族意识。恰如卜万苍在一篇日本电影观后感里所述：“日本片中，差不多每部都充满了民族意识，不是配合时代的，便是宣扬日本人固有的美德，如忠勇孝义之类。还有一点，在日本中，演出的都是纯粹的月本人，而我国，也许因为外国片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在银幕上所看到的，往往是近乎外国人的动作。我曾经在另一个地方提品过我们需要‘中国人的国产电影’就是为此而发。而我的拍古装戏的动机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原因，我想，从古装戏里总该可以有‘中国人的’动作了吧”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殖民氛围中，对“中国人的动作”和“中国人的国产电影”的强调，是卜万苍在沦陷时期从事电影创作的主导动机。事实上，从影片《红楼梦》的拍摄，便可看出卜万苍坚守民族文化、明辨中国身份的良苦用心。《红楼梦》由“华影”194年出品，卜万苍编导，余省三摄影，袁美云、周璇、白虹、***凤、梅熹、沈浩、张帆主演。在沦陷时期

期近150部的上海电影序列中，《红楼梦》几乎是唯一一部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古装影片。导演除了驾轻就熟而又大刀阔斧地将原著情节提炼为以宝、黛为中心的爱情悲副以外，还通过较为细腻的影像元素和精心架构的组合段落，造成以景生情、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诗意境界；尤其是在“葬花”、“焚稿”等经典性场景里，不仅有意识地发扬了自《诗经》以降中国文学的比兴传统，而且将《桃花泣血记》、《木兰从军》以来卜万苍电影的民族化追求提升到一个更加自主和圆熟的境地。尽管该片的拍摄和上映并未获得当论太多的认同，但通过影片《红楼梦》，卜万苍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强化了自己一以贯之的言说方式。

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面对独特的电影环境，为了承担电影之于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和道义，周剑云身体力行地成立了金星影业公司，并在公司特刊上开办《金星信箱》回答读者的疑问，继续强调电影的社会文化使命：“我们对国家民族有一颗赤心，对电影事业有一颗信心，从没有把它看成纯粹的商品，忘记对教育文化所负的使命。尤其在战后三年的孤岛上，人才（编剧、导演、演员、技术人员等）物质（机器、服装、道具等）并皆缺乏，原料（胶片、纸张、木材、油漆等）物价，逐步高涨，只凭一股傻劲，一腔热诚，一点正义感，集合少数人力资力，创办一家新公司，明知绞脑汁、耗心血、费精神、伤力气，责任艰巨，不易讨好；但看清前途，不走歧路，少说废话，多下功夫，做出成绩，树之风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总会有达到目的、完成志愿的一天。假使只知赚钱，误认电影为商品，如所谓‘在商言商'，‘商人重利’，则也希望不要‘见利忘义’，忘记商人也是国民一份子，民族一份子。拳拳之心、言之切切，始终以电影的方式回应国家的要求和民众的期待，也始终站在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的层面上要求和期待电影。

书摘插图

书籍介绍

从电影评论的喧嚣到电影理论的争鸣，再到电影史学的建构，中国电影学术正在凸显其不可或缺的史学品质，但也正在面临无人喝彩的尴尬与渴望超越的焦虑。

其实，在100年的历史时段里，电影作为学术并非不言自明。相反，在主流学术界以及大多数电影研究者的心目中，“电影”很难与“学术”联系在一起。毕竟，在他们看来，电影是如此大众的艺术，电影圈又总是经久不息的是非之地。这样，主要建立在普泛化的文艺理论和感悟式的观片心得的基础之上的电影评论，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唯一存在的表达方式。

中国电影学术有愧于100年来中国电影的灿烂和辉煌；对于中国电影学者而言，重写中国电影史，不仅是教学的需要和献礼的雅好，而且是历史的呼唤和表达的冲动，还是卸的责任和必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