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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思维》是杜威的代表作之一。1925年，被胡适、潘家洵、李小峰、邵元冲、杨四穆、罗德辉、许昂若等学者列入“青年***书十部”推荐书单。《我们如何思维》探讨了人类思维的本质。作者运用大量日常生活中的案例，详细阐述了我们进行思维时的不同过程。

主编序

新版序

版序

部分  思维训练的问题

章  什么是思维？

第二章  为什么必须以反思性思维作为教育的目的

第三章  思维训练中的天赋资源

第四章  学校情境与思维的训练

第二部分  逻辑的探讨

第五章  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心理过程和逻辑形式

第六章  推理和检验的案例

第七章  反思性思维的分析

第八章  判断在反思性活动中的地位

第九章  理解：观念与意义

第十章  理解：概念与定义

第十一章  系统的方法:控制资料和证据

第十二章  系统的方法：推理和概念的控制

第十三章  经验思维与科学思维

第三部分  思维的训练

第十四章  活动与思维训练

第十五章  从具体到抽象

第十六章  语言与思维训练

第十七章  心灵训练中的观察和信息

第十八章  讲课与思维训练

第十九章  一般性结论

修订版译后记

作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译者 马明辉，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 非经典逻辑（证明论和模型论），模态逻辑，现代逻辑史与形而上学。著有《分次模态语言的模型论》，译著《图解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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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译后记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他被看作功能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20世纪一位重要的教育改革家。在教育哲学方面，杜威的著作《我们如何思维》版发表于1910年，修订版发表于1933年。在修订版中，杜威为这本书加了副标题“重述反思性思维与教育过程的关系”。在版发表之后，杜威这部著作便举世闻名，被美国各大学校和师范院校采用。经过大约20年的使用，该书对美国学校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学校教育实验获得的经验为基础，杜威对版内容进行了大量重写和扩展，形成了1933年的修订版。

    学生接受学校教育，就是要学会如何思维。杜威的著作对思考和改进学校教育中的思维训练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好的思维方式不能是漫无目的、碎片化、盲目的意识流，也不能限于直接感知的事物。好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反思性的。杜威说，对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按照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导出的结论，进行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就形成了反思性思维。反思性思维激励人们去探究，根据受控制的目标，获得证据、检验证据、达到结论。杜威认为，反思性思维是教育的目的，思维把单纯意欲的、盲目的和冲动的行动转变为智慧的行动。学校教育要训练反思性思维，它有五个阶段：一是暗示阶段，面对具体情境进行反省和暗示；二是使具体感觉到的困难转化为理智化的问题；三是作出假设，指导观察和其他有关工作；四是对假设进行推敲（推理）；五是通过行动检验假设。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不变的。

    杜威倡导的反思性思维是科学思维，而不是经验思维。经验思维的缺陷在于它本身就具有引起错误信念的倾向，不能适用于新的情境，也可能导致心理惯性和教条主义的倾向。科学思维则要将观察到的事实分解为不能观察到的精细过程，科学实验探究遵从的正是这样的科学思维。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这部书中，讲到学校教育如何训练反思性的科学思维，对教育过程的理解十分深刻。

    杜威的哲学思想一般被概括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认为真理是人们用于解决问题的工具。从方***上说，杜威主张实验逻辑（Experimental Logic），这与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的符号逻辑和实用主义有所不同。杜威曾是皮尔士的学生。皮尔士从19世纪60年***始研究并改进布尔（Ge***e Boole, 1815—1864）的符号逻辑（数理逻辑或形式逻辑），在逻辑代数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我们如何思维》中，杜威谈到实际思维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实际思维不采用逻辑形式，但思维结果用逻辑思维来表述。不能因为教育上主要关心具体思维，就说形式推理完全没有教育价值。实际思维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是有秩序的、合理的和反思性的。逻辑形式应用于思维结果，逻辑方法应用于思维过程。《我们如何思维》作为一本教育思想著作，第二部分就是逻辑的探讨。这里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研究有效的推理形式，它是具体思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5月30日抵达北京，他在中国经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他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的安排下，杜威前往中国各地演讲，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个演讲。杜威的演讲内容涉及思维、伦理、教育、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学习哲学，深受杜威《我们如何思维》这本书关于反思性思维论述的影响，他将一般科学思维步骤总结为五步法（五个阶段）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关于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以思维方法为核心，这得益于杜威的思想。

    今天我们重新研读杜威的名著《我们如何思维》，应该与学校教育改革结合起来。研究学校教育的过程需要反思性思维。我们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和根本任务，从我国学校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出发，创造性全面思考学校的教育过程。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思维训练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种训练不仅仅在课堂上进行，也在接触社会的大量实践活动中进行，它是对思维方式的系统训练，对人的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如何思维》的翻译本收录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八卷。此次出版单行本，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女士表示感谢。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和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的指导和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翻译还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今后将不断修订，以飨读者，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马明辉

2018年10月2日

于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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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树就是树，或者仅仅把它们分成落叶树和常绿 树，只认识其中的一两种就算了。如果总是保持这种含糊、 笼统的认识，就会成为思维前进中的障碍。意义混杂的词语， 充其量也不过是笨拙的工具;而且，它们往往是靠不住的， 由于它们是模棱两可的，就使我们把那些可以分辨清楚的事 物也混淆了。

词语的意义由原来的含混不清向明确的方向发展，一般 说来有两个途径:第一，发展为代表事物关系的词语;第二，发展为代表高度个性化特性的词汇。第一点同抽象思维有关 系，第二点同具体思维有关系。据说，澳大利亚土著人部落 并没有动物或植物这两个词语，但是对其附近的各种植物和 动物却都有个别的名称。这种词汇的精密性是一种进步趋势， 它标志着意义的精确，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个别特性虽 然区分出来了，但还没有区分出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另一 方面，学习哲学，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又倾向 于只获得大量表示关系的词语，而缺乏相对应的表示个体和 特性的词语。一般采用像因果关系、法律、社会、个体、资 本等词语说明了这一趋向。

在教育工作中，过分强调积 累知识的理想，其根源在于不适当地突出了学习别人的知识 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把这种形式的学习转化为理 智的财富。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别人经验所提供的材料是 证言，即是说，利用别人提供的证据，形成自己的判断，从 而获得结果。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由课本和教师所提供的教材， 使之成为反省思维的材料，而不是现成的精神食粮—好像 在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拿来吃掉呢?

教师们说:“你们记得上星期 我们从书本中学到的东西吗?"而不是说:“你们不记得曾看 过或听过这样那样的事吗?’’其结果是，儿童形成了孤立的独 立的学校知识系统，它静止地盖在日常生活经验的上面，使 日常生活经验变得阴暗无光，而不能得到扩大和改善。我们 教导学生生活于两个分离的世界，一个是校外的经验的世界， 另一个是书本和课业的世界。一旦计算起来，学校里学到的 东西到了校外竟是那么一点点，又觉得惊奇，这是愚蠢的想 法。

一个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在任何事务中，不论其学识或受到的训练如何，都表明他是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的学校造就出来的学生，在他们遇到的各类事务中，其思维态度能有助于作出良好的判断，那就比学生单纯拥有大量知识，或在专门学科分支中具有高度技能要好得多。

在反省的全过程中，消除困惑的要求是起到稳定和指导作用的因素。

在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困难的地方，

建议的流程就显得漫无目的；

这里描述的就是思想的第一种类型。

如果建议之流受制于它们的情绪和谐性--

和谐如一幅完整的画和一个故事，

则出现了思想的第二种类型。

如果要回答一个问题，

弄清一句含混的话，

这就确定了一个目标并规定了观念流向的渠道。

每个被建议的结论都经过检查，

看是否与规定目标相适应，

是否与所涉问题相关。

清除困惑的要求也控制着心灵进行的探索。

如果一个游客的目的就是最美丽的路，

他所作的考虑和据以检验所获得的建议的原则，

都不同于只想找到通往某个特定城市的路的游客。

问题确定思想的目标，

而目标又支配思维的过程。

杜威：《如何思维》I，1

一个人所掌握的词汇一般分成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类，后者是由听到的、看到或被理解了的文字构成，前者是由自己能够理解应用的文字构成。被动的词汇要比主动的词汇多得多，这一事实表明了个人力量所不能掌握和利用的范围。因为不能运用理解了的意义，他便只能依靠外部***而缺乏理智的创造。

如果不能主动地运用文字的意义来确立和传递观念，那么文字的意义也就永远不会很清晰很完整。只有采取主动的活动，才能明确文字的意义。

前言

主编序 

在杜威诞辰160周年暨杜威访华100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杜威著作精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一百年来，纵观西方思想学术发展史，杜威的影响不仅没有成为过去，相反，随着20世纪后半叶的实用主义复兴，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诚如胡适先生所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在中国，杜威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只是在不远的过去，国人才终于摆脱了非学术的干扰，抱持认真严肃的态度，正视杜威的学术价值。于是，才有了对于杜威著作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历来重视对于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此前已推出了《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的中文版，这次又在原先出版的《全集》的基础上，推出《杜威著作精选》（12种）。如此重视，如此专注，在国内外出版界都是罕见的，也是令人赞佩的。

    或许读者会问，既有《全集》、《选集》的问世，为何还要推出《精选》？我们的考虑是：《全集》体量过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不论是购买的费用还是空间的占用，均难以承受。而《选集》由于篇幅所限，又无法将一些重要的著作全本收入。《精选》的出版，正可以弥补《全集》和《选集》的这些缺憾。

    翻译是一种无止境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借这次《精选》出版的机会，我们对原先的译本做了新的校读、修正，力图使其更加可靠。但我们知道，尽管做了努力，由于种种原因，一定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杜威著作的翻译臻于完美。

    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社长，感谢朱华华编辑。杜威著作中文版本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朱华华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没有这种支持和付出，就没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杜威著作精选》。

    刘放桐  陈亚军

2019年1月28日于复旦大学杜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