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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愜意、值得懷念的好時光。本書作者何兆武先生為清華大學教授，曾譯有盧梭、羅素及康德等人的重要西方歷史與思想著作，他在本書娓娓道來自己年輕時的求學生活，解釋了在那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的環境，尤其是在西南聯大唸書的那段日子，為什麼是他一生中值得懷念的好時光，以及為什麼在那短短幾年中，中國得以培養出聞名世界的學者、諾貝爾獎得主、思想家等等，如楊振寧、鄧稼先、張守廉、王浩等。他認為主要歸結為兩個字，自由。那種學習的自由，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等等，無不成讓西南聯大眾多學子發揮自己特長，學到真正的知識，而關鍵的是，養成他們獨立的思想人格。作者同時也為我們描述出許多那一代文人及學者的故事點滴，如王浩、殷海光、聞一多、馮友蘭，為我們重建了那一代的學術、歷史和文化環境，讓讀者認識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中，教養出他們那一代的知識份子。目次

[修訂版序言]/ 何兆武 [序]那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章（1921–1939）我的祖上沒有名人三民***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故亂翻書 3.天籟幻想 ***來了戀戀故鄉情 返鄉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蹺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雷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嶽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芬芳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寇里紅」何佶（呂熒）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幹子弟？第三章（1946–1950） 教書臺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後記[把名字寫在水上/ 文靖延伸閱讀(書名) 大江大海，巨流河，未央歌

上學記

　　Editi*** de

Paris　　　2002年誕生於東京的出版社。以介紹「巴黎藝術設計」與「巴黎人之生活品味」作為出版核心，希望能藉由各式與巴黎相關且充滿創意之圖文書籍，提供讀者「創造快意生活的秘訣」，進而隨心所欲地豐富自己的每一天。出版社網址：www.editi***deparis.com

譯者簡介

劉然熙冷靜與熱情之間的個人特質。喜愛設計與創意。目前為自由譯者，譯有《巴黎女人美麗的秘密》、《倫敦女孩?家的風格設計》。現居日本東京。電子郵件信箱：lanci.li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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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了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上大学最先考的是工科。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能干四十八小时的活儿，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1849年起定居伦敦），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论读书，我八十多岁了，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得不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

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也不知道是谁出的，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给描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了以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另外，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身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我想，历史中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了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比如“***”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坐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什么都往上面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科学的命题，它可能错，也可能对，但你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可那时候我们就一定得按这个坐标去硬套，无论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得无产阶级***，结果很多东西都说不通。再比如，原来我们的坐标：地是不动的，日月星辰以大地为中心转动。后来哥白尼来了个革命，说大地是动的，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把坐标变过来了，不然很多现象讲不通。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这跟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６０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入***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他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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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本書作者何兆武先生為清華大學教授，曾譯有盧梭、羅素及康德等人的重要西方歷史與思想著作，他在本書娓娓道來自己年輕時的求學生活，解釋了在那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的環境，尤其是在西南聯大唸書的那段日子，為什麼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以及為什麼在那短短幾年中，中國得以培養出聞名世界的學者、諾貝爾獎得主、思想家等等，如楊振寧、鄧稼先、張守廉、王浩等。

他認為主要歸結為兩個字，自由。那種學習的自由，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等等，無不成讓西南聯大眾多學子發揮自己特長，學到真正的知識，而最關鍵的是，養成他們獨立的思想人格。

作者同時也為我們描述出許多那一代文人及學者的故事點滴，如王浩、殷海光、聞一多、馮友蘭，為我們重建了那一代的學術、歷史和文化環境，讓讀者認識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中，教養出他們那一代的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