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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商品名称： 天桥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3-01

作者：刘仲孝

译者：

开本： 32开

定价： 45.00

页数：

印次： 1

I***N号：9787200134438

商品类型：图书

版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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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地区的出现应该远溯到七百年前的元代。

元至元八年（1271年）十月，忽必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至元九年（1272年）正式将都城命名为「大都」。

大都城建设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开始破土动工。「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大都城的设计是按照我国春秋时期编写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所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设计的。《元史·地理志》载：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城为南北长的矩形状，它的南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偏南，北墙在今安定门和德胜门外土城遗址一线。现在的小月河就是在原大都北护城河旧迹的河道上疏通修成的。城周实测长二万八千六百米。按照中国古代建设都城的规则，除左祖右社外，都城的四郊还要建立祭天、地、日、月的四个坛。天坛在南郊，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郊，月坛在西郊。「古者祈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圆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地；方丘者，北郊泽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此古之制也。」（《日下旧闻》卷十六，「城市」七，南城上）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以受尊号，于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献礼。自是国有大典礼，皆即南郊告谢焉。「成宗即位……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亲祀之礼始克举焉。」（《元史·祭祀一》）按元史记载，元之郊坛在丽正门东南七里，其地当在今永定门外，也就是说，元帝建坛郊祀之处，当在今天的天桥地区之南。

今天的天桥正是元代帝王郊祭必然经过的地方：「（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夏四月壬寅，始为坛于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带率百官为大行皇帝请谥南郊，为告天请谥之始。大德六年春三月庚戌，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喇孙摄事，为摄祀天地之始。」（《元史·祭祀一》）

据史料记载，天桥地区在元、明及清前期是一片水域沼泽地带。清人震钧在其著作《天咫偶闻》中说：「先农坛之西，野水弥...

东、西城垣是在元代土墙的基础上用砖包砌，东城垣长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城垣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均为三丈五尺五寸，城墙基部厚六丈三尺，顶部五丈。南城垣是将原大都土垣向南移二华里多（一说向南移一华里许），长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高三丈五尺，顶部宽二丈，也用砖包砌。城周长四十华里，四面共设九门。南面三门：正南为正阳门（元丽正门以南），东为崇文门（元文明门以南），西为宣武门（元顺城门以南）。东面二门：由北往南依次是东直门（即元代崇仁门）、朝阳门（即元代齐化门）。西面二门：由北向南依次为西直门（即元代和义门）、阜成门（即元代平则门）。

明嘉靖年间，又增修了环抱南郊的外城，后人将早先修筑的城称为内城。自修筑外城之后，原来处于元大都的天桥地区就被包在城里了。

原计划外城要包围内城四周，周长一百二十多里。因政府当时财力不支，人力不足而减修，只修了环抱南郊、包括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外城，全长二十八里。外城南墙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四寸，东墙长一千零八十五丈一尺，西墙长一千零九十三丈二尺。城墙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外城共八门：南面三门：正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面一门为广渠门。东北隅一门为东便门。西面一门为广安门，西北隅一门为西便门。整个城市呈现出一个「凸」字形的轮廓。

明代的北京城是四重城，由内到外为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自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闰七月，下诏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到永乐***（公元1420年）宫阙告成，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

在修建北京城的同时，还在南郊兴建了天坛和山川坛（先农坛）。天坛和山川坛的建成，使得从正阳门向南有一条笔直大道穿过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山川坛之间，天桥即成为南北交通要道。

早在元代，天桥一带就已成为文人雅士、迁客***人游玩赏观的地方。这里是大都城南郊外，地僻人稀，但处处野水汪然碧绿，垂柳丝丝摇曳，宛如江南水...

据崔金生《「天桥」的桥》文中说：「因为石桥位于前门与永定门之间，是明、清两朝的皇帝去天坛祭天途经的御道。御道上的这座桥，供皇上使用，皇帝又称天子，因此人们称作天桥，也俗称龙鼻子，因称前门为龙头，桥两边的河沟为龙须沟。

据老人讲，当年站在桥北往南看，看不见永定门，在桥南望北，看不见前门，前门楼子九丈九，是当时最高的建筑，桥可以挡住人们的视线，可见石桥的高大雄伟。

据记载，远在元朝后期，桥附近就出现了饮食业和经营旧货的市场，明朝后期逐渐成为热闹的场所。清王朝和***初年，每逢杀了犯人后，将人头挂在桥头的杆子上示众。据老人讲，被杀的犯人中，如有阔人，镶有金牙，晚间就有穷汉爬在杆上，用手伸进人口中，掰去金牙，以取黄金。」

天桥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天桥的消失已有些年头儿了。《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中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这条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去，改建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也改建成矮矮的石桥。1929年，因有轨电车行驶不便，就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但两旁仍有石栏杆。1934年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就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天桥的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一个地名，一直保留下来。」（见《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第283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内容并没有局限于天桥南大街的一条街道。因为老北京天桥地区并不限于此，它应该向街道两侧再延伸一部分。西边延伸到南北纬路、香厂路、北京友谊医院、永安路、先衣坛东坛根儿、北坛根儿一带。今天的永安路东段过去是天桥的西龙须沟所在地，清末民初时称「西沟旁」，后来西龙须沟改为暗沟，上面形成大街。旧时天桥的鸟市、茶馆、小饭铺分布南北两侧。东边延伸到今崇文区的山涧口、金鱼池、精忠庙、东晓市、红桥往南的龙须沟、药王庙也应是老天桥的范围。天桥地区的北界是以珠市口口东西大街为界线的，南界到外城的护城河。

在明代，天桥地区日趋繁华和它的位置和交通运输的客观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天桥不仅是皇帝祭天必过之路，也是皇帝去南海子巡幸游猎的必经之地。

《明一统志》记载：「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域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汪洋若海，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增广南海子，其面积为「周垣百二十里」。明廷在南海子内修治桥道，筑起围墙，辟成四门，即北红门、东红门、南红门、西红门。不仅如此，明廷在南海子内还建有庑殿行宫及旧衙门、新衙门两座提督衙署。吴伟业在《海户曲》中提到了南海子在明朝时置二十四园的事：「七十二泉长不竭，御沟春暖自涓涓。平畴如掌催东作，水田漠漠江南乐……芳林别馆百花残，廿四园中烂漫看……」不过到了清朝时二十四园已无处可寻，庑殿行宫也已坍塌。乾隆皇帝在他的《海子行》中写有「胜朝庑殿但存名，颓垣落桷埋榛荆」和「二十四园泯遗迹，耕地牧场较若画」的诗句，诗中证明二十四园等已无踪迹了。

明大学士李东阳写有《十景诗》，其中《南囿秋风》写的就是南海子。《南囿秋风》诗写道：「别苑临城辇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口拂地来。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扬侍从来。」明朝时，南海子隶属上林苑，设海户千余人把守，内养「鹿、獐、雉、兔」等，以供皇帝狩猎之需。明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记载说：「永乐中，岁猎以时，讲武也。天顺二年，上出猎，亲御弓矢，勋臣、戚臣、武臣，应诏驰射、献禽，赐酒馔，颁禽从官，罢还。正德十二年，上出猎。隆庆二年三月，上幸南海子。先是，左右盛称海子，大学士徐阶等奏止，不听。驾至，榛莽沮洳，宫幄不治，上悔之，遽命还跸矣。」可见，明代各朝的皇帝是去过南海子游猎的。

由于京城的南面有方圆一百二十里的南海子，所以进...

明永乐年间，朝廷在大修宫殿的同时，也在天桥东南修建了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在天桥西南修建了山川坛（先农坛）用以祭农神。自天地坛、先农坛落成之后，天桥也就成了交通的要道。天桥北面东西两侧商旅云集，出现了蒸饼市（饮食小吃）、日昃市和穷汉市（***劳动力的场所）。穷汉市又叫铺衬市，是出售旧衣物的。「日昃」，其义为太阳偏西，约下午二时左右。日昃市为「贩夫贩妇」之夕市，出售估衣杂品，也是广大贫苦市民和小商贩进行交易的场所。天桥后来的市面就是由穷汉市和日昃市演变而成的。到了明朝后期，每逢端午节日，很多达官贵人在天坛北墙外夹道和金鱼池骑射为乐，富家子弟则跑马赛车，天桥仍是个热闹的地方。由于金鱼池风景秀丽，明代的武清侯李伟家族便在此修建了别墅「李园」。明人刘同升「李园小集」诗云：「小桥行过柳溪湾，为访园亭竟日闲。出郭已知依绿水，登楼更喜见青山。寒泉落木疑丘壑，瘦马深衣自往还。剩采东篱寻旧约，君应无梦到尘寰。」足见当时李园风景之胜。这些情形在明朝人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均有记载。《帝京景物略》在卷二「春场」中还记载了京都妇女在正月举行的「走桥」的风俗活动：「……（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遝，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走桥」又曰「走百病」，凡有桥之处，妇女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可以想见，当时成群结队的妇女在上元花炮的映照下纷纷踏过天桥的热闹景象。

《帝京景物略》书中还记载了初夏时节，京都男女老少穿越天桥到天坛游玩的情形：「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无江城系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

天坛内有神乐观，明代人称道院。明人田艺蘅所著《留青日札》中载道：「...

龙须沟在流入东部即今崇文区域内时也是明代三里河的一段。孙承泽所著《天府广记》中记载：「正统时因修城壕，作坝蓄水，虑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这条三里河从正阳桥东南低处流出，经打磨厂、长巷头条西、小桥、穿过芦草园，又过三里河桥，经金鱼池东流，沿天坛北坛墙，过红桥往东南，流入左安门外迤西的护城河中。三里河的上游在清乾隆年间即开始干涸，河床变成陆地，逐渐形成了胡同街巷。金鱼池以东的旧河道依然有水，与龙须沟汇合，成为流泻雨水和沿岸居民倾倒秽水之处。每当大雨之后，浊水淹没沿途低矮的土坯房屋，贫穷的市民苦不堪言。

明时，天桥地区有几处古庙从事佛教与道教活动，这些古庙活跃了天桥的经济，天桥的日益繁盛与它们不无关系。金鱼池附近的药王庙是北京最大的药王庙，享誉北京城。天桥西侧的灵佑宫旧时为十方道场，明万历年间辟地十亩，修建成「护国灵佑宫」。今陶然亭北部的龙泉寺是元代的庙宇，明成化四年（1473年）改建成龙泉寺。寺内有龙泉井，水味甘美，远近闻名。此外尚有天仙庙、斗姥宫、万明寺、仁寿寺等不下十几处。这些庙宇当时香火极盛，庙会期间，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往来于天桥东、南、西、北各处。有些城郊的农民在庙会间也骑着牲口，推着小车来天桥各庙会赶会，他们往往将家乡的土特产品在天桥的各处高声叫卖，再将所获之钱换回所需的家常日用品。所以说当时的各庙庙会也是热闹的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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