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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秋，施特劳斯在芝大开设“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课程，专讲《会饮》。其弟子伯纳德特后来把课堂录音整理成文，据说凡录音中不明之处都经施特劳斯本人确认过。然而，讲稿只如一缕暗香，私底下在其门人中流传，直到施特劳斯辞世30多年后才公开出版。2012年中译本面世，中国读者终于也能与这位教师面对面，正如他昔日开坛社教时坐在他面前的那些学生一样。施特劳斯*精微的思想、*直接的表述、*幽深的洞见都在这里。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前言 1

一 几点导引性的提示 6

二 场景 28

三 斐德若 57

四 泡赛尼阿斯（上） 83

五 泡赛尼阿斯（下） 105

六 厄里克希马库斯 129

七 阿里斯托芬 165

八 阿伽通 198

九 苏格拉底（上） 240

十 苏格拉底（中） 273

十一 苏格拉底（下） 298

十二 阿尔喀比亚德 346

索引  398

施特劳斯，20世纪由德***至美的政治哲人，在美国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教书育人20年默默无闻，死后却对北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曾获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他不仅对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前人的深刻解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即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这一点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西方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身后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并在学界引发激烈的政治争议。自本世纪初开始，刘小枫教授陆续将施特劳斯的作品引入中国，久积而成规模，继影响北美学界之后，又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学问方向：绎读经典蔚然成风，古典学学科也呈方兴未艾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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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让我用伯纳德特的原话来推荐此书吧：“施特劳斯教授能从表面看似琐屑的事物中洞悉*极致的意味，这种能力在他解释《会饮》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摘插图

为何是柏拉图？【摘自“几点导引性的提示”】

［1］本课程讨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以解说和解释《会饮》的形式展开。在引论部分，我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柏拉图的政治哲学？（2）我为什么要挑选《会饮》？

关于个问题，人们或许会说，上点儿关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课是件合乎常理的事。业内人士认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应具备一些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哲学史的知识。如果是这样，那人们显然必须进行全面的学习，至少在研究生阶段如此；而政治哲学史的全面学习又要求就一些伟大的政治哲人开设专门课程，因此也要开设关于柏拉图的课程。

这番道理很苍白，原因有二。首先，它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比如，人们也该上点关于洛克（Locke）或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课，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开设这类课程时，只能是关于柏拉图的。

其次，尽管就所有实践事务来说，在所有的或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有必要遵从传统，有必要去做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但就理论事务来说，情形却绝非如此。实践事务中有一种先占者（first occupant）的权利，即已经确立的东西必须受到尊重。但在理论事务中却不能如此。换言之，实践的规则是“不要惹是生非”（let sleeping dogs lie），不要破坏已经确立的东西，但理论事务的规则却是“偏要惹是生非”（do not let sleeping dogs lie）。因此，我们无法遵从先例，我们必须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尤其要学习柏拉图？

看看当今世界的形势，看看铁幕的这一面，我们发现，有两股力量决定着当今的思想。我把它们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两股力量在今天暴露出来的缺陷，迫使我们寻求另外的出路。而指出另外一条出路的人，看来非柏拉图莫属。

先看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断言，真实的知识只有一种形式，即科学性的知识。物理学是所有科学的典范，因此也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的典范。但这说法更多是一种许诺，而非已然实现的成就。这种科学性的政治科学并不存在。［2］尽管如此，我们仍须严肃看待这一立场。它的动机大体可表述如下：***了氢弹的同一种科学——科学方法，一定也有能力防止氢弹的使用。***氢弹的科学是物理学，研究氢弹之使用的科学是政治科学。于是各位马上可以看到，这种推理，这种认为***出氢弹的同一方法一定也有能力防止氢弹之使用的推理极其苍白无力。对任何事物（包括氢弹）的使用或不使用都意味着区分善与恶，这类区分现在被人们称为价值判断。按实证主义的观点，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因此，这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便许诺了一种严格说来它既无力提供也无意提供的东西。

实证主义特色的论题可表述为：所有价值平等。实证主义的科学声称有能力区分可达成的目标和不可达成的目标。仅此而已。它无法并且实际上也没有提出更多的东西。它甚至无法说：追求不可达成的目标是愚蠢的，因此也是不好的。因为这将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能说的只是：这些目标不可达成。但它不能说：对不可达成的目标的追求比不上对可达成的目标的追求。实证主义者有时会拒绝承认这样的责难，即，按他们的观点，所有价值平等。但我只能说，他们这样做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企图。他们实际上在说的是：就人类知识或人类理性来说，或就我们所知的东西而言，所有价值平等。这一点他们当然说了，并且，断言“就我们所知和将始终有能力所知而言”与断言所有价值平等，这两者之间并无实际区别。

实证主义立场可归纳如下：在科学的客观性与评价的主观性之间，无任何余地。思想、思考（thinking）和理解的原则都是客观的。偏好或行动的原则却必定是主观的。为了言简意赅地刻画我称之为历史主义的那种实证主义的替代方案的特征，我对实证主义的解释仅限于这些简要评说。这两个思想领域间有各种重叠，但我们不必深究。

在明显情况下，历史主义也承认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存在。但它也断言，无论思想原则还是行动原则，说到底都是可变的，都是历史性的，因此在的意义上也是主观的。按这一立场的通俗形式，我们无法在西方文明的原则外追求更高的理解原则和优先原则（principles of understanding and of preferring）。不存在属于人之为人的理解原则［3］和优先原则，因为人之为人永远无法超越像西方文明这样具有历史限定性的人性状态。历史主义滋生于德国，因此，它在那里比在美国要发达得多。但即便在美国，各位也可看到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我相信，贝克尔（Carl Becker）就是历史主义有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否认任何客观历史的可能性。所有历史编纂都要以某个国家和时代的风气为基础，绝不可能超越这种风气。历史主义的困境，简单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主张本身就不由地超越历史。如果我们说，每一种人在的意义上都是历史性的，那这一主张本身便不再有历史性，从而也就拒斥了这一立场。

我无法进一步检视所有细节。在这里我只能断言，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都站不住脚。但这并非本课程的主题。假定它们都能成立，这无疑也是晚近的事。它们都基于早先的进路失败的经验。这个早先的进路，若用这类文献的不太精确的文字来表达，可称为主义的进路。

主义进路断言，恒久、不变和普遍有效的思想原则和行动原则是存在的。据说，这种进路已被人们更深刻的反思和更长久的经验摧毁。由此而顺理成章的是：如果作为实证主义者或历史主义者的我们想理解自身，就要先理解自身的基础，即理解过去的主义进路及其失败经历。因此，历史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如果想反思自身立场、理解自身话语，就要理解那种已被他取代的、更老的立场，理解主义的立场。换言之，如果要反思（关于这种反思，我在此几乎不能给出一个范例）时下正流行的各种观点的弊病，我们必须对相反的观点抱严肃的兴趣，对那种涉及恒久和普遍原则的、评价性的社会科学抱严肃的兴趣。这种社会科学至少到18世纪末还存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观念只是到19世纪后十年才出现。

关于这种旧式的社会科学形式，人们谈论多的是自然法教诲（natural law teaching）。自然法教诲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中有其根源，但这种学说在他们那里并未得到展开。它初是由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一个古希腊学派，即所谓廊下学派（Stoics）发展起来的，但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证据论及廊下派的自然法学派。事实上，自然法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应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作为我迄此一直在讨论的那个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托马斯·阿奎那值得我们关注。

［4］但我们为何专注于与托马斯·阿奎那截然不同的柏拉图？为理解这点，我们必须考虑相对主义的另一含义，这一含义与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毫无瓜葛。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各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的进展，关注一下这些科学与早先的自然科学（即17和18世纪之前的自然科学）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就可看到：这些科学处在一种开放视野中。没有哪个结果会被认为是终的。人们公认：所有结果，所有理论，都要接受新证据的检验，都要面向未来的修正保持开放。一种新现象出现了，即人类社会的权威（西方社会的权威是科学）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开放性格。有些人，如尼采，对此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次不再拥有真理，只是寻求真理。”

尼采头脑中想到的是所有教条，是所有体系，它们在过去、在此后的某些时候，都曾居于主导地位。新奇的事是一个虽然已不拥有真理的社会，在这种头脑开放的情境下，在这种拒绝说出“我拥有真理”（这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会有某些吸引力）的情境下，有的只是外表的谦虚，只是外表的、符合常识的通情达理（comm***ensical reasonableness）。

如果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这种表面上的独特之处往前追溯，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一位伟大哲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如下原则：对重要问题而言，问题比答案更清楚。那就是柏拉图。

所有人都知道或都听过这样一点：在柏拉图看来，人***获得完全的智慧；哲学这一名字——追求智慧、爱智慧——本身就表明，严格意义的智慧人不能企及。换言之，哲学与其说是完整的体系，不如说是有关无知的知识。对此人们还可从历史角度这样表述：柏拉图创建了一个被称为学园（the Academy）的学派，该学派在历经柏拉图身后若干代人后，变成了一个新学园（the New Academy），一个怀疑学派。尽管传统的柏拉图主义是教条的学派之一，但柏拉图也同样催生了一个怀疑精神的学派；这点可从如下事实得到解释，即虽然柏拉图本人既非教条主义者也非怀疑论者，但他的继承者却无法维持在这水平上。帕斯卡（Pascal）有句名言：我们知道得太少，无法成为教条主义者；但又知道得太多，无法成为怀疑论者。这个说法很漂亮地表达出柏拉图通过各种对话要传递的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在道德和其他方面经历了太多失望，对这个时代来说，柏拉图独具一格的开放性看来使他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我现在还不想展开这样的概念，即作为思想者，柏拉图严格说来既不能被刻画为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被刻画为怀疑论者。我将［5］暂时搁置这个话题，先作如下述评。柏拉图的开放性本身——即断言人并不拥有智慧，只能追求智慧——也在以某种方式锁闭问题。人类的知识是不完美的。人类的知识充其量只能有进展，不会有终结。这话本身当然是个定论。柏拉图与他的现代追随者们（或貌似的追随者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柏拉图知道，若无某种类型的终结性（finality），人根本无法生活或思考。柏拉图主张，我们永远都不能充分认识事物这一洞见本身的终结性便隐含了关于何谓好生活（包括何谓社会）的问题的终的答案。在试图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时，我们必须理解这个问题。

我刚才的话有层隐含的意思，我愿加以明示：柏拉图从未写出一个哲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17世纪以前，严格说来一直都没人写出过哲学体系，但是，柏拉图甚至没有（比如说，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写过论文（treatises）。柏拉图只写对话。柏拉图作品的对话特点跟他的探究的独特开放性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在他的对话里，柏拉图本人从未作为角色出场，从未说过一句话。苏格拉底是说话的，另外还有其他人在说话，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苏格拉底讲的话就是柏拉图的观点？如果你说这点是显而易见的，那我只能非常简单地回答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是个反讽者（an ironical man）。用一个尽人皆知的反讽者做代言人，也就等于没有代言人。换个说法：没人会梦想把任何莎剧中角色的每句话都安到莎士比亚头上，不管这角色多有吸引力。在着手研究柏拉图时，保持这种清醒的怀疑态度是明智的。［柏拉图笔下］任何角色所表达的某种情感或思想——无论多有吸引力——是不是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我们不知道。柏拉图显然通过其对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不会仅仅通过自己笔下讲话者的直白话语来表达。

由此便产生了很多我们将因地制宜地加以遵守的阅读规则。但一开始，这条规则在一般意义上可表述如下：柏拉图的对话要求人们以极度的谨慎来阅读。在一部柏拉图对话里，没有什么是多余的，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意义。《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把好的写作（或完美的写作）与一种生灵（a living being）相比，该生灵每个部分无论多么不起眼，都对那个生灵的生命和活动具有一种必要的功能。柏拉图的对话有一种功能——这功能就是让我们理解。并且，柏拉图的对话可与有机体相比，就此而言，对话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让我们理解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一部对话中的一切。

关于为何选择柏拉图的问题，我大体先说这些，下面我们着手的［6］问题是：为何我们选择《会饮》？我们可以指望从《会饮》中学到哪些在其他所有对话中不太可能学到的东西？

媒体评论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1973年辞世，时隔一代人之后突然撞见此书，其震惊和意外，不亚于在一座古老的德国教堂的地下室偶然发现一卷巴赫手稿。

——Mark Blitz, Weekly Standard

引人入胜，又叫人豁然开朗。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施特劳斯的口传教导，就是那些倘若在写作中他会以更隐晦的方式去表达的思想。我们听到他如何换一种方式重申这些思想，直接切中其要害。令人惊喜的是，他偶然还会突然来上一句玩笑，这让我们肯定，施特劳斯也可以那么生气勃勃、那么坦率直接。

——G. R. F. Ferrari，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前言

中译本说明

施特劳斯***美国后，除文字著述外，大多数时间都在课堂上勤勤恳恳讲授西方历代经典。本书是由门人动议整理出版的课堂讲授记录稿，似乎显示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

讲授记录稿虽说文风平易，但作者在古今经典中深入浅出的手法，时常让译者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这次翻译，既是学习的契机，也是学力的检验：笔者愿下继续努力的决心，也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中译本接受刘小枫同志近年倡议，若干专名译法都有改变，如将习惯的“悲剧”(tragedy)和“喜剧”(comedy)分别译作“肃剧”和“谐剧”，将“智者”(sophist)译作“智术师”，将“《理想国》”(Republic)译作“《王制》”等，不再一一列举。

中译本保留原书索引。为方便读者查考，以［］标识原书页码，每条索引后的页码数，对应的是原书页码。

本书受刘小枫同志委托翻译，时在2008年10月底。那是我们次会面，在成都。别后不久，他便为我寄来他从头到尾有密密麻麻手批的施特劳斯原著和他翻译的柏拉图《会饮》（重订本专刊稿）电子版。两者均使我有了足够倚靠，文字理解方面的困难大大减少。需要说明的是，施特劳斯的讲疏所用的《会饮》英译本有些地方与刘译本不同，为忠实于施特劳斯的讲疏原文，凡有出入的地方，我都依据英文原文，尽管这个英译本施特劳斯本人也并不满意。特别值得感念的是：、第二章初稿完成后，曾将译文交刘小枫同志审定，每一页每一段几乎都留下了细密的、让我怵惕惊心的修改痕迹。这些修订成了此后各章译文修订的标尺。我在庆幸修订后的译文有些进步的同时，也希望交到读者面前的这个成品可以少些邯郸学步的痕迹。

译稿初成于北京大兴，修订于井冈山等地，其间得益于佳山秀水的灵感良多：原本充满艰难险阻的文字旅程，皆因与山间旅人短暂而会心的交谈，弥漫了莫可名状的快乐和震撼。那期间邂逅的情境和人物事出偶然，却值得终生纪念。

这部拙译除了照例献给一直鼓励鞭策译者的父亲广杰先生和母亲李秀娥先生外，还得献给……美丽的井冈山。

邱立波

2009年6月于北京大兴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