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 mobi 下载 网盘 caj lrf pdf txt 阿里云

　　何为“中国”？元朝、清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清帝国通过怎样的统治政策获得了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疆域？“新清史”、内亚史研究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界这么火？……

近年来，在新的理论视角与新的理论框架的***下，中国史研究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张帆、罗新、沈卫荣、钟焓、狄宇宙、欧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学者，在本书中展开了精彩的论述与对话，对上述种种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也具有鲜明的学术史意义。

本书可以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前沿论题，启发我们对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进行检讨与反思，进而丰富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

封面图片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清人明福绘《西域图册》。

前言

从历史***、亚洲、认同以及疆域

——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

葛兆光再谈“从周边***”

多元脉络中的“中国”

许***云新著《华夏论述》解说

如何拯救历史？

徐文堪谈西域研究

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

悼印度杰出学者纳拉扬教授

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

《辽史》的纂修与整理

寻找契丹后裔

墓室壁画中的辽人

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

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狄宇宙谈内亚史研究

世上本无“黄种人”

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

沈卫荣谈***与藏学热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形式的“***”与“改革”

美国藏学主流的学术传承和学术批评

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

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

——敬答姚大力先生

略芜取精，可为我用

——兼答汪荣祖

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

欧立德谈满文与满族认同

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

朱玉麒谈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

奥斯曼帝国崩溃了，中国却没有

葛兆光，1950年生，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 

徐文堪，1943年生，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长期从事汉语语文辞典编写，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订补达三十余年。同时致力于古代中亚和内亚文明（尤重吐火罗学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欧亚大陆史前史、语言学、辞书学、人类学和域外东方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著译多种。

汪荣祖，1940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曾在美国执教三十一年。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人文中心讲座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暨总咨询委员、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等职。著有《史家陈寅恪传》、《康章合论》、《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史学九章》、《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等。

姚大力，1949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中国边疆史地，著有《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读史的智慧》等。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从历史***、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

葛兆光/口述  盛 韵/整理

一

　　近，我会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和***的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新书。这本书用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宅兹中国”当书名，主要是想讨论“亚洲”或“***”、“中国”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疆域”这样一些问题，大部分章节都是由这***年来发表的论文构成的。也许，这就是我近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其中的问题、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把它编成了一本完整的书。

　　你也知道，关于“认同”、“国家”、“民族”、“疆域”以及“亚洲”或“***”，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一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话题很吸引人。不过你也可以发现，有些议论，你说不清它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会占据很大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挪用来自西方学院的一些时髦词儿，又填上一些似乎有关中国的空洞话题，所以，读者会认为他们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谈中国问题，而且他们在政治和思想的论题里，能够提供来自“前沿”的学术性资源，有人觉得这样才既有“思想”也有“学术”。还有一些人常常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好像在谈历史，其实，这些人未必真的能够深入中国，又未必真的拥有历史知识，却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也是与似乎有着学理资源的提供和历史论述的提供有关的。所以，如果你与他们一样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学理支持和历史论述，很难正本清源，说服读者。王元化先生曾经说，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话很对，我也觉得思想和学术应该有互相支援的关系。

　　不过，我写这本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思想论争所***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包括资料、角度和视野的考虑。我和***先生所说的一样，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所以，基本上还是讨论历史，希望从历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

　　《宅兹中国》有一个副标题，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虽然我这本书里也涉及亚洲、***、东海等等，但大体上我聚焦的是“中国”，就算是讨论日本关于神道教的争论、日本关于满蒙回藏鲜的学术史，讨论朝鲜的史料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还是聚焦在“中国”的。不过，什么是“中国”？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为了讨论什么是“中国”，不得不涉及“周边”，通过“周边”——现在时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资料、视角来***。比如说，17世纪以后，***诸国的彼此认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国家和历史；而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又会涉及一国和周边诸国的关系；而周边的话题，又牵出来如何理解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既然讨论中国和亚洲，又会讨论到疆域、族群和历史等问题。

　　你也许会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吗？你看，有人讨论“天下”，有人讨论“帝国”，有人讨论“多民族国家”，有人讨论“知识共同体”。是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多少有些担心我的论述方式会被误解的缘故。现在的一些讨论，其实，常常是先引入西方的一些概念工具，用这些概念工具去重组中国历史、文献和资料，把这些“抽取”过的材料推导出一些宏大的结论。你知道，现在讨论“想象的共同体”、讨论“帝国”、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认同的政治”，都是很时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讨论中国问题，实际上，这些论述多来自西方，而有时候讨论者的眼睛也瞟着西方，看看人家的反应。坦率地说，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用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叫“以论带史”，一方面会给国人以误导，觉得这是在讨论历史，另一方面它会把中国历史整编到西方的一些时尚大论述中去，让洋人觉得这就是中国。

　　我很担心。

三

　　你问我，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学术史，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逆着这些风气，重新进行论述。比如，这本集子里早的一篇写“亚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韩国学者，去讨论所谓“亚洲文化共同体”，或者“亚洲知识共同体”，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记得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就争论得挺激烈。我总觉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所以，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什么是“亚洲”？为什么会“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亚洲”这个历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我当时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亚洲”呢？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才能讲得清楚。

　　我相信，近这些年中国重要的问题，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政治上的麻烦，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历史”，在这些问题上，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可是，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但是，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论述，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时髦理论的窠臼，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

四

　　再说一遍，我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所以我想强调：，这些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应当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第二，我也不想从“政治”和“策略”，而是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在所谓“认同”的问题上，“历史”、“政治”和“文化”应该有适当的差异；同时，你也必须认清“国家”（祖国）、“政***”（执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认同”和“国家”一锅烩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一二一齐步走。第三，由于***尤其是中国的“皇权”，如同史华兹和林毓生说的是“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强调“国别史”的意味，也强调历史研究常常很难摆脱民族与国家的立场，就像我这本书里提到的日本学者关于神道教、中国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并不是给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影响。所以，咱们一方面得承认，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强调，在书写历史上，有民族、领土、认同的国家是要承认的，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其实国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来，是相当强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国家跟欧洲国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历史建构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简单地谈“超越民族国家”，恰恰会忽略对“民族国家”（尤其是***皇权）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分清楚，你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论述，是理论的后设叙述，还是来自资料的历史论述；你的历史论述，是在批判这种高度的政治权力和集权的国家控制，还是论证政治一统和国家控制的历史合理性。

　　我觉得，目前有一些讨论，基本上不是“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如果真要“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那么，就要问：你是要从中国历史资料中展示出来的中国国家形成、民族认同、疆域变化讨论问题呢，还是通过一套舶来理论来讨论问题？你是基于当下的某种政治意图来讨论问题呢，还是没有预设地去讨论历史？如果要避免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必须要考虑你的出发点，究竟是政治还是文化。

五

　　这本书，可能呈现的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想法。自从2000年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我在序言里面说，这本书里的好些想法，是从《中国思想史》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引发出来的，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1895年以后，中国被整编进世界、亚洲或者***的历史里面，你就不得不思考这些认同、疆域、族群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原本好像并没有“显题化”，可是在1895年以后，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它就越来越不可回避了。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个想法，这跟梁启超的说法有关。梁启超说，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稍稍变通一下。的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国家，所以有天朝观念，也有朝贡制度，这就是“中国之中国”；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晚清以来，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变成时时事事以“西方”为尺度来打量中国，中国的好坏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讨论的，便成了“世界之中国”。这个阶段认识中国的尺度或镜子都来自西方，非苏俄即欧美，从晚清起，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从“五四”以来，又讨论你是热的我是冷的，你是动的我是静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现在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观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从“周边”的资料、立场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国，我们能看到中国跟周边其实也有很多细微差异，也可以互相观看，这样，就成了“世界、亚洲之中国”。我一直很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所谓“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这其中是有差异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飞机上看到《读卖新闻》编辑委员藤野彰写的评论，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回去，就写了一篇社评叫作《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话很对。我强调***诸国之间的差异，就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反过来清醒地认识中国。

　　所以，我一直建议推动“从周边***”，因为这实际上既包含了“中国观”即中国自我认识的改变，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变。我一直用一个比喻，说过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称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们更注重文化互相观看和交流后的结果，就是过去讨论的是结婚，现在讨论的是生孩子。中国文化其实很杂，这是文化杂交的结果，我们不能老是觉得我们还在汉唐时代，只有文化输出，没有文化输入，也只有华夏文化，而没有蛮夷之风。所以我说，17世纪以后，其实朝鲜和日本，跟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我特别反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单一不变的汉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来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传统。其实，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人种一样，早已混杂不清了。现在的人对汉、唐无限自豪，可汉、唐恰恰是种族混融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渐渐又到关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长安好多人就是“胡种”。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论》。可事实上“中国”仍是种族交错的天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刘禹锡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李渊、李世民了。经过通婚，好多人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因为胡汉杂糅，才创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所以，我觉得也应当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我在书里面强调，应当在历史中研究“民族国家”，而不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要注意***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由来已久，不可以简单地说有一个同一性“***”，但是，我绝不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只是希望，当你注意到亚洲诸国特别的形成史，亚洲诸国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当下亚洲诸国之间由于文化认同崩溃而彼此警惕和戒备的时候，要注意到在历史叙述中“国家”的存在。所以，我也支持在学术研究中，不要只看到“国家”，不仅“西域”可以像一个“地中海”，“东海”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看到简单地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是一种忽略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要注意，简单地强调“国家”的***品格会导致对“国家意志”警惕的丧失。

在线阅读地址：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在线购买

-Peter C. 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将清帝国、准噶尔蒙古与***帝国并列为中亚草原三要角，并不恰当，因三者本质有异，不可一概而论。

-这种政策与布局显然与濮德培所谓的近代殖***义，以夺取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开拓市场为目的，大不相同。所以殖民的性质必须厘清，不可回避。

-清帝国经营新疆，终于建省，应是新疆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过程，但濮德培不认为中国拥有新疆乃历史之必然。我们要说的是，任何历史结果或非必然，但结果不可能改变，濮氏曾提到美国之西进运动，加州或德州终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之一部分，虽未必是历史之必然，亦不能改变“自然地”成为美国一州的历史结果。姚先生以责备的语气，说中国的读者往往有思想上的障碍，即“错误地推导出如下的论断，即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地存在着一个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能变小的中国”。我不知道何种有水平的读者会有这样幼稚的推论，如他影射拙编作者，那便是姚先生自己的思想障碍了。更有障碍的是，姚先生以现代的国家观念，视清与准噶尔为互不归属的国家，清朝要到19世纪60年代才勉强接受近代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各政权是争夺天下，不是近代概念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否则三国争雄岂不也成国际战争了？辽宋之间也是国际战争？姚先生如以为然，不妨改写中国历史，不过，无论古今中外，统一几乎必须通过“兼并”来实现的，但姚先生似乎也有疑惑。

-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道或不肯承认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新清史”更是提出“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说，认为各民族有自己的认同，故有自己的主权，清朝时满人所建，所以不等于汉人的中国。

-敌对势力试图***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狼子野心，还要责怪别人脆弱多疑。

-据精通满文的朋友告知，“新清史”诸君的满文程度相当有限，远不如他们有限的汉文程度。

在厄扎尔时代，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国民身份的方向，即不再将国民称为Turk，而是 Turkiyeli，就是说在国名的基础上，把土耳其的公民和国民身份定为“来自土耳其的人”。这才是真正公民或国***义上的土耳其人（还有一种意见是干脆把土耳其国名改为“安纳托利亚”）。当然，这种界定仍然只是处于论辩之中，受到了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挑战，说这是要***土耳其国家。

土耳其建立的时候本身就是土耳其民族运动的产物，土耳其民族运动跟泛突厥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国家取名叫土耳其既符合当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诉求，也符合西方人在历史上的叫法因为西方人一直叫奥斯曼就叫土耳其，这几乎就等于是说穆斯林，而它不怎么区分阿拉伯、突厥或土耳其。

编辑推荐

　　☆

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敏感性，展现了葛兆光、汪荣祖、姚大力、欧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学者对于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等问题的邃密思考。

　　☆

通阅本书，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前沿论题，启发我们对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进行检讨与反思，进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

书籍介绍

何为“中国”？元朝、清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清帝国通过怎样的统治政策获得了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疆域？“新清史”、内亚史研究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界这么火？……

近年来，在新的理论视角与新的理论框架的***下，中国史研究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张帆、罗新、沈卫荣、钟焓、狄宇宙、欧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学者，在本书中展开了精彩的论述与对话，对上述种种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也具有鲜明的学术史意义。

本书可以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前沿论题，启发我们对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进行检讨与反思，进而丰富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

封面图片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清人明福绘《西域图册》。